朱永刚，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任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副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吉林省第五、六、七届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朱永刚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同年留校任教至今。他长期致力于东北、中国北方先秦两汉考古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在汉以前东北考古、北方青铜器研究和田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索等方面学有专长。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考古报告、论著5部，先后主持黑龙江肇源白金宝，辽宁彰武平安堡、锦西台集屯、阜新平顶山，河北邢台葛家庄、唐县南放水，重庆奉节永安镇，内蒙古林西井沟子西梁、通辽科左中旗哈民忙哈等十余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报告编写工作。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文物局委托项目等十项。代表性成果获吉林省第四届、第五届、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吉林大学“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0年评为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2005年获吉林省第八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11年任执行领队主持发掘的“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入学结缘
记者：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您当时是如何与考古结缘的？又为什么选择考古作为您一生的事业？
朱永刚：1969年我初中毕业，作为知青到吉林省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前三年在伊通县，后三年在农安县。离开城市，来到农村，接触到社会底层，知道农民的艰辛，六年的知青生活，既是身体的锻炼，也是意志品质的培养。当时的东北农村条件十分艰苦，一年到头，起早贪黑，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儿。虽说辛苦，但从中了解到农作流程、农作物品种、农具的使用。有一段时间在生产队窑厂干活，和泥、练泥、快轮制陶、拉坯、套接、装窑、出窑，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考古教学和研究十分有帮助，也算是收获吧。当时有两个职业是大家最羡慕的，一个是参军，一个是到工厂当工人。而我的理想就是上学读书。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呢？我小时候很喜欢历史，读过一些史学书籍，恰好邻居赵锡元老师是吉林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很有名的教授。高考前我去求教赵老师，请他推荐专业，赵老师说：历史系刚成立不久的考古专业是一门实实在在用器物说话的学科，你又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比较适合。所以高考第一志愿我填报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实际上，那时的我对考古没什么了解，只是觉得离现实远一点，是一个比较理性冷僻的学科。就这样在25岁的时候，我与考古结缘，并作为一生的事业为之奋斗，从未有过动摇。
记者：您上大学时考古专业都开设哪些课程，哪位老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朱永刚：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求知欲望强烈。课堂认真做笔记，课间总是围着主讲老师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还会激烈争辩。学校规定寝室晚上10点熄灯，但熄灯后总有学生搬个凳子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苦读。那时考古专业教师不多，但开课不少。张忠培先生讲新石器考古、林沄先生讲商周考古、李如森老师讲战国秦汉、魏存成老师讲隋唐、史学谦老师讲宋元，除了考古学几大段课程外，姚孝遂先生讲古文字、张博泉先生讲东北史、王可宾先生讲原始社会史、罗继祖先生讲文献。
从入学开始，时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张忠培先生就对我们班的教学作了周密安排，田野考古实习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第一次考古实习安排在河北蔚县，以系统的田野考古发掘训练为主，到农村去对于有过知青经历的同学并不新鲜，但考古学通过发掘获取资料，揭示探索历史真实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了我们。班里大多数同学都从此走向考古之路。此后，我又两次重返河北蔚县，一次是参加壶流河流域史前调查，然后选择典型遗址试掘；还有一次是到考古工地整理一批发掘资料，写出简报。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接受严格系统的田野考古训练，同时培养起实际工作能力和对这个职业的执着追求。记忆中每一次张先生都要在工地住上一段时间，或安排指导业务学习，或手把手教我们摸陶片、排陶器。在与张先生的接触中，我不仅学习到知识，更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研学问道
记者：您是张忠培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这段求学经历对您以后取得的学术成就有怎样的影响？
朱永刚：1982年，我有幸成为张忠培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在欣喜之余又有些惴惴不安。张先生带研究生主要以引导和启发式教学为主，严格按学术规范对学生进行训练，而且有一套自己的治学方法。在读研期间，先生让我们通读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报告，要求以文化区按考古学文化制作卡片，将发表的器物复原到原单位中去，重新组合，再梳理观察。这正是先生一贯倡导的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考古学研究求真务实之精髓。可惜当时我理解的不深。除授课外，先生还会布置一些文章，包括他自己写的文章，让我们去读，再进行讨论，以提高观察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先生为培养我们的独立科研能力，也会留些作业，然后定期向他汇报。这种汇报往往以“聊天”方式开始，但提出的问题如果回答的不得要领，他会严厉批评。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使学生在先生面前容不得半点懈怠。在这套研学相济的训练体系中，按着先生的节奏，学做科学研究，使我受益终身。
张忠培先生与朱永刚、杨建华（1984年）
朱永刚与张忠培先生（2010年）
记者：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将汉以前东北考古作为研究方向？
朱永刚：吉林大学地处东北，1972年张忠培先生创办、主持考古专业，就考虑如何搭建一个新的学术平台，完成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体系的建设。事实上在1962年，先生刚被分配到吉林大学历史系时，就在吉林市郊进行了考古调查，第一次将吉林市郊的遗存区分为三种文化，从中识别出一种新石器文化，并将西团山文化定性为青铜文化。随后又在白城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1974年先生主持的大安汉书遗址大规模发掘，从地层和文化内涵上首次区分出青铜时代两种考古学文化，同时提出它们属于嫩江流域同一文化系统先后发展阶段的认识。1975年，张忠培先生在黑龙江讲学时，引入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进行区系划分和整体框架设计。
我就读于张忠培先生门下，当时设定的研究方向就是汉以前东北考古。我留校任教的第二年，由国家文物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办的（1984级）考古专修班要去黑龙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先生让我带队。尽管在此之前，1985年上半年，我指导过1981级部分毕业生在河北易县涞水的考古调查，下半年又安排我到山东兖州西吴寺带1983级本科生的基础实习，已经积累了一些田野考古工作经验，但是独立主持肇源白金宝遗址这样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还是第一次，面临种种挑战。首先，考古专修班学员不同于本科生，他们来自国家和各省市文博单位，年龄偏大，大部分学员有一定田野工作经历，我作为入行不久的一个考古新兵，要取得他们的信任，规范田野考古操作，完成教学实习任务，困难不小。其次，安排这次实习之前，在与黑龙江合作单位洽谈和遗址选点过程中一波三折，充满变数。第三，肇源白金宝遗址是嫩江下游已发现分布范围最大的青铜时代遗址，堆积厚，遗存丰富，叠压打破关系复杂。该遗址在此之前已发掘两次，但遗址文化面貌仍不清楚。如何通过科学发掘，发现新线索，解决学术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比较好地完成了这次实习任务，张先生是满意的，尤其是对遗址分期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先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后来，对这批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又在先生的指导下，从中悟出了门道。肇源白金宝遗址发掘、整理及报告编写为我从事东北方向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我开设东北考古系列课程和践行先生倡导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奠定了扎实基础。
记得张忠培先生不止一次说过，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如果田野工作过不了关，没有整理过一批材料，没有出版过一部考古报告，就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考古学家。现在回想这段经历，更深切感悟到先生不遗余力、扶掖后学的良苦用心。一路走来，砥砺前行，正是先生的培养、关爱使我成长。先生不仅是我授业的指导者，更是我人生的导师。
张忠培先生（左三）听取肇源白金宝遗址资料整理工作汇报（2001年）
教学相长
记者：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始终坚持田野考古实践教学，您长期承担这门课的教学工作，并付出艰苦努力，请您谈谈这方面经历和教学安排。
朱永刚：首先要强调的是，近代考古学的发轫，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所以国内设置考古专业的各高校都把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列为一门重要课程。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创立之初，就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作为优先设计安排的基础课程。我从1984年留校任教后，就长期承担这门课的教学工作，先后指导1983级、1986级、1991级、1998级考古和博物馆班的基础实习和1981级、1984级、1985级、1989级考古班部分学生的毕业实习，以及1984级考古干修班、1997级考古专修班基础实习。为配合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参加和主持过黑龙江肇源白金宝、桦南小八浪，辽宁彰武平安堡、锦西台集屯、阜新平顶山，河北邢台葛家庄、唐县南放水，内蒙古敖汉兴隆洼、林西井沟子西梁、通辽科左中旗哈民忙哈，山东兖州西吴寺，重庆奉节永安镇等十余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报告编写工作。
当时的田野考古教学分为基础实习和毕业实习两个阶段。基础实习在大三上学期，以探方发掘为主，教学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重点学习层位学原理及整个田野考古发掘程序，并进行严格考核，重在打基础。毕业实习在大四下学期，一般以系统整理、研究一批发掘资料为主，重点学习类型学原理，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发掘报告或某一专题方面的论文，以答辩形式给予成绩，重在对独立工作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
记者：请您谈谈如何通过田野考古实践教学这个平台，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专业素质？
朱永刚：田野考古是由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等环节组成的实践教学，是以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掌握方法与技能，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目的的。吉林大学考古团队在长期教学实践中，通过对教学内容、形式、方法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在系统化、规范化教学和科学化管理方面独具特色。概括起来，行之有效的作法有以下几点：（1）合理选择教学实习基地，与地方文物考古部门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保证稳定的教学环境。过去我们在河北、山西、东北都建立过教学实习基地，有许多成功经验，这里就不细说了。（2）制定《田野考古教学大纲》和《田野考古指导书》，要求带队教师对教学环节和训练步骤作出周密安排，明确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3）考古工地实行队长负责制。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对考古工地实行科学化管理。（4）考古工地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考核制度是田野考古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必要措施。每次实习都以教学大纲为指南，对考核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作出具体规定，考核成绩不及格者不予补考，成绩突出者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5）考古工地的发掘与教学工作，必须接受系和教研室联合检查组的检查审核，带队教师也必须在实习结束后汇报教学和发掘成果。
实际上这是一个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运行体系，田野考古实践教学提出的问题，推进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科研课题研究，科研取得的成果又使得田野实践教学不断完善。在这个体系中，通过严格的田野考古训练，学生不仅是教学的对象，还可以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转化为科研力量。教师站在教学第一线，一方面，把各种考古现象组织到教学中去，对学生作出理论阐述和实践指导；另一方面，结合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活跃思想，培养课题意识。这样以教带学，以学促教，在教与学之间形成双向交流，达到良性循环。
多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团队坚持以田野考古实践教学为导向，致力于对学生实际能力和敬业精神的培养，重视考古层位学、类型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训练。我校毕业生因专业基础扎实，学风严谨，独立工作能力强，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大多数毕业生经过几年的历练已成为业务骨干，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各省市文物考古部门已形成一个声誉较高的“吉大”群体。
记者：您主持过许多遗址的考古发掘，阅历丰富，请您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朱永刚：留校任教后，1985年下半年，张忠培先生安排我带1985级考古班的基础实习。虽然在此之前，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已参加过多次考古实习，发掘、调查，包资料整理、编写简报在内，接受过比较完整的层位学和类型学训练，但身份发生了转变，从受教者变为从教者，心里难免惴惴不安，压力很大。好在我们实习地点——山东兖州西吴寺遗址，是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的考核工地，有一整套的规划和考古工作细则，又有国家文物局的李季和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德亮的协助，工作进展很顺利。西吴寺遗址分三个时期9层文化堆积。面对这样一个含有多层文化遗存堆积，内涵丰富的遗址，如何处理复杂的遗迹叠压打破关系并指导学生，逼迫我去独立思考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经验，也为以后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奠定了基础，算是我职业生涯掘得的第一桶金。
我第一次独立主持发掘的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是一个堆积很厚，多种文化遗存相叠压的遗址。该遗址分四期文化遗存，每一期都有房址、灰坑、窖穴，还有很难得一见的隧道等遗迹，情况比较复杂。为了保证各文化遗存平面布局的完整性，要调整思路，引入文化层面理念，像翻书一样逐层揭露。这就需要仔细观察，透过纷繁的遗迹现象，对发掘进度总体把握。但白金宝遗址房址面积较大，一般都跨6个探方，且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在1000多平方米的发掘区内，要做到同一文化层面上，各个探方统一发掘进度，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制作了一个小比例的遗址发掘平面图板，天天带在身边。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将各探方经过甄别的遗迹现象记录在图板上，下工后再落到大比例平面图上进行总结分析，做到心中有数，掌控全局，后来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作法。
肇源白金宝遗址发掘（1986年）
肇源白金宝遗址（1986年）
记者：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史前考古主要精力放在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年代、文化特征、源流和文化谱系等基础问题研究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各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工作重点开始由考古学基础研究，逐渐转向古代社会研究。聚落考古是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法，请您谈谈如何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
朱永刚：举一个例子谈这个问题。2011年我作为执行领队主持发掘的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是位于北纬43°以北地区，首次大面积揭露保存相当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深入科尔沁沙漠腹地，埋藏条件好，出土遗物丰富，发掘中清理出保存比较完整的房屋坍塌木构架遗迹和罕见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遗骸殉难场所，证明该遗址是遭遇突发事件废弃的，而凝固历史瞬间所展现的原生状态，为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秉承聚落考古理念，我在发掘之前即制定了周密的发掘预案和规范化的考古工作流程。主要作法是：（1）考虑到遗址发掘的连续性和有效保护，将整个遗址纳入平面图上的布方范围，统一编号，总体规划。（2）针对这类遗址以房址发掘为中心的特点，本着精细发掘的原则，除了注重对室内活动面的清理和遗物位置的记录，还特别强调对室外活动面的确认清理，通过室外活动面的观察，连接房址之间的空间关系。（3）对于某些特殊情况形成的房内堆积，如保存较好的纵横相叠的碳灰条痕迹，采取更为细致的网格发掘法，经仔细辨认，逐层剔剥，力求最大程度的清理出坍塌房屋的木（炭灰）构架遗迹。此类方法也用于埋藏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遗骸房址的发掘。（4）总结以往经验，对那些残留有明显炭灰痕迹的柱洞，则改变传统掏空的作法，反其道而行之，采取适度剔除周围沙土，合理保留碳化柱子的立体处理方法。
为了保证记录和信息提取的完整性，本次发掘还进行了高空定位全景摄影和随时平面近景拍照。对房址内的填土全部做了筛选，系统收集含植物遗存的浮选土样，并提取重点单位内供各种科学检测的样本。先后开展了碳—14测年、孢粉分析、动植物遗存鉴定、陶器岩相分析、人骨鉴定、古DNA提取等多项科学检测工作。
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2011年）
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F32）
多年来，从事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和研究的经历使我深切感受到，以中原为核心，带动边疆地区确立时空框架体的构想，需要从田野考古中获取系统资料填补空白；一些带有轰动效应的考古新发现提出的重大学术课题，需要田野考古的不断深化和夯实研究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从等量遗存中吸取精确程度更高的信息，通过多学科合作，揭示古代人类活动，诠释历史真实，同样需要以扎实的田野考古为基础。
治学求是
记者：您一直从事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并在这个学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请谈谈您的主要研究成果。
朱永刚：我留校任教，确定了汉以前东北考古的研究方向，带实习、主持发掘、授课、指导研究生、申请项目、课题研究等，基本围绕这一领域。突出贡献不敢当，但还是写了点东西，有一些自己的学术观点。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是在张忠培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这篇文章首次以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夏家店上层文化成份进行解析，在文化分期、渊源及与周邻文化关系方面的讨论均有独到见解。关于族属研究，提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为山戎族遗存及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论证，修正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东胡说观点。在此文基础上，结合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发掘材料，《论高台山文化及其与辽西青铜文化的关系》一文，首次对高台山文化特征组合与年代进行了界定，比较分析了高台山文化与辽西地区三种青铜的关系，确定辽西青铜时代不同系统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高台山文化向西扩展有关联。以陶鬲谱系为线索，第一次提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主体源于高台山文化，这一观点为学界广为引用。该文获吉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嫩江下游及周邻地区是东北青铜时代一个独立的考古文化区，但田野工作长期滞后。1986年肇源白金宝遗址发掘规模大、内涵丰富。我经历了从发掘、整理到编写报告的全过程。张忠培先生在《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考古报告的序中写道，“考古学者至今在肇源白金宝遗址发掘过三次，前两次发掘仅确认出该遗址只存在一层堆积即白金宝文化堆积，而第三次（1986年）发掘，则从层位上辨识出白金宝遗址存在着先后叠压的四层文化堆积。这先后四层叠压的文化堆积的揭示与确认，不仅于白金宝遗址是第一次，至今于嫩江流域考古发掘工作中也是唯一的一次”。这部报告出版的学术意义在于首次发现的两种早期青铜文化，填补了以往考古工作的空白，进而确立了嫩江下游及周边地区夏至战国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
1987年，我给本科生开设“汉以前东北考古”课，在编写讲义过程中感到东北考古起步较早，但区域考古工作开展的不平衡，资料零散且缺乏纵横联系，远不足以使人们对东北地区古文化面貌形成较为系统的全面认识。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汉以前东北考古需要对材料进行全面梳理，构建起自己的框架和编年体系。另一方面，我国东北地处东北亚核心位置，既保持与中原地区密切关系，又与东北亚各国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历史上东北地区纷繁的古文化、民族种系、疆域沿革及跨国界民族的形成所蕴藏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对我国乃至东北亚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也需进行整合研究。
基于上述思考，也得益于长期田野考古工作的积累，我撰写的《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对东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作了全面总结，在该领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时空框架与编年体系。此后在《东北青铜时代的发展进程及特点》和《东北青铜时代区系考古学文化论纲》中，又进一步对这个结构体系进行了细化与完善。将东北青铜时代划分六个考古文化区、四个发展阶段和东西两大区系与中间地带，这种分布格局比照先秦文献记载的东北诸古代民族方位，已具有了民族文化区的雏形。《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一文，获吉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还被译成俄文和韩文在国外发表。需要指出的是，张忠培先生早年就分别对辽宁和黑龙江并涉及内蒙古和吉林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区、编年、谱系等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宏观认识和整体构想。赵宾福教授又对东北夏至战国时期考古文化遗存进行深入研究，确立了更为精细编年标尺的时空框架，尤其对文化区系理论的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说通过吉林大学几代考古学人的不断努力，在这一学术领域掌握了话语权。
记者：您多次前往科尔沁沙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请谈谈沙地考古的工作经验和主要收获。
朱永刚：科尔沁沙地是一块位于内蒙古东部赤峰与通辽之间的沙地，也是中国最大的沙地。长期以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围绕以赤峰为中心的南部地区展开，而对位于其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和科尔沁沙地考古则比较薄弱。全面了解上述区域先秦古文化遗存的面貌，确立编年序列，从文化谱系上廓清各文化关系，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学术目的明确后，我和王立新教授先后承担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2—2003年，课题组在西拉木伦河上游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并对重点遗址进行发掘。这次田野工作历时两年，涉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巴林右旗三个旗县，踏查遗址40余处，识别先秦时期9种文化遗存，其中林西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时代遗址和井沟子青铜时代墓葬为代表的两种文化遗存为首次发现。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填补以往不同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同时也确立了该流域区先秦时期比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2007年和2009年，“科尔沁沙地汉以前考古”课题组，对吉林省通榆县、白城市，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科左中旗等两市八旗县，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复查，共新发现含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遗址30余处，结合那些年在这一地区几次大规模发掘，尤其是多项重大考古发现，使科尔沁沙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已初步建立起的编年序列共有9种文化遗存，可划分六个时段。我的经验有三条：一是，沙地考古有其特殊性，一定要事先做好预案，设计好踏查路线，如果漫无目的走进去，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很容易走失。二是，在这样特殊地理环境开展大范围田野考古调查，要有针对性，掌握遗址分布规律。科尔沁沙地史前遗址大多分布在半固定沙丘或湖泡周围。从地层剖面观察，遗址上层是流动的黄沙，中间夹有一层黑沙土层，下层为纯净沙土。黑沙土层含有大量腐殖质，可能是某一时期降水丰沛，土壤发育，地表植被繁茂形成的，文化遗存大多发现于黑沙土层中。这一现象表明，生态环境严峻的科尔沁沙地，不同文化群体对居址的选择是相同的，那些水文条件较好，动植物资源多样的地方，是人们理想宜居的场所。三是，在大范围考古调查基础上，选择典型遗址进行发掘，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重点突破。最后，全面整合资料，把各类遗存放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参照周邻区已识别考古文化进行比较甄别，据此建立编年序列。
这些年，虽然在科尔沁沙地及周边地区做了些工作，但因种种原因，与我当初设想期望达到的目的还有不小差距。如果进行总结，主要收获有两点：一是，以亲自调查和发掘的新资料，填补了科尔沁沙地尤其是西辽河以北地区考古的多项空白，提出新的文化类型和研究课题；二是，确立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并就区位、源流及与周邻考古学文化关系，提出了新见解。
薪火相传
记者：您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大半生都奉献给考古事业，请谈谈对青年考古学子的期望。
朱永刚：从吉林大学1972年创办考古专业，1987年组建考古学系，到2018年成立考古学院，历经四十多年风雨历程。考古专业创办之初，张忠培先生就学科发展、梯队建设、人才培养，谋篇布局，殚精竭虑，引领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始终秉承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对学生实际能力和敬业精神的培养，重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注重理论学习和方法训练，我们的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朱永刚与学生观摩陶器（1999年）
作为考古专业学生，要完成好学业，将来更好的服务社会，我想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培养兴趣。这个兴趣可能是入学之前就有的，也可以是入学之后慢慢培养出来的，总之没有兴趣肯定是学不好的。我在入考古专业之前，对这个专业也一无所知，但通过不断学习和自我领悟，就产生了兴趣并热爱它。我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与考古结缘乃人生一大幸事。
二是夯实基础。考古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科学获取材料，分析材料，研究文化历史，诠释古代社会的学科。所以首先要通过课堂教学和田野考古实习打好基础，注重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现在普遍实行电化教学，但我还是提倡做课堂笔记。有些学生不认真听课，甚至逃课，把老师讲授的PPT拷下来，考试应付一下，这是不可取的。如果你选择了考古，就要打牢基础，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三是加强知识储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考古学主要集中于考古文化分期、年代及文化的渐变、突变、传播等文化史的研究，随着各地区时空框架构建的基本确立，逐渐转向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当前中国考古学正处于转型期，对此要有清楚认识。传统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手段，显然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求，自然科学和各种科技手段将越来越多介入到考古学领域。这就需要我们学习的知识更多，掌握的知识面更宽，知道我们在发掘时要提取什么样信息，得到什么样结果。张忠培先生曾说过，评价一个考古学家的水平，是在同质等量的遗存中，看谁吸取的信息更多，谁吸取的信息更多，谁的水平就更高。我认为，新时代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由于自然科学和科技手段越来越融入考古学，需要有更多时间学习新方法、掌握新技术，开拓新视野，加强知识储备。
四是弘扬传统，坚定信念。吉林大学考古学科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严谨认真，活跃思想的指导方针，倡导尊重科学的敬业精神。长江后浪推前浪，在考古学科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继续发扬吉林大学考古团队的优良传统。
这就是我对青年考古学子的期望。
（消息来源/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记者/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青年教师 陈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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