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一段伤心史刺痛，为保护更多文化遗产，将考古作为一生的事业；他数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文化遗产；他用手铲拨开千年的迷雾，去田野探寻民族的根源，用科技还原历史的真相，以人文的笔端书写文明；他怀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无限热爱，用执着的坚守和无悔的奉献，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贡献力量。他就是吉林大学1989届校友、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研究员、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戴向明。
5月5日，有“文物界的奥斯卡大奖”之称的“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了评选结果。由戴向明负责，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发掘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从上千个评选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所谓新发现，就是为解决重大的考古学问题提供重要的新资料的发现，此次西吴壁遗址能获得这一奖项，这是对所有扎根在一线的考古工作者的褒奖，更是对西吴壁遗址重要性的一种认可。”戴向明说。自上大学起，已从事考古35年的戴向明始终践行着做“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的初心和使命。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上世纪上半叶敦煌宝藏惨遭盗掠和破坏作出的痛心疾首的评价，现在就镌刻在莫高窟边上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前的大石头上。而这句话也刺痛了当时正在读高二的戴向明。一直对历史怀有浓厚兴趣的戴向明在翻阅一本杂志时，其中对于“敦煌莫高窟的价值被外国探险队最早发现，里面的精品被国人贱卖到外国”的报道让他意识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不在中国。作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惨痛流失，是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代表和缩影，当时对我的刺激很大。”正是这段伤心史打开了戴向明走入考古的大门。高考填写志愿时，戴向明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吉林大学的考古学专业。
吉大考古是我国考古学高等教育界仅有的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仅有的两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仅有的两个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单位之一。谈起吉大考古，戴向明由衷地说：“吉大考古是我考古梦想开始的地方，为我一生的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吉大考古专业，学科设置门类已经较齐全，教师队伍年轻而又阵容整齐。他和同学们一起系统地学习了考古学概论、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考古、体质人类学等考古的理论和专门知识，以及古文字和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的课程，对考古学及相关学科有了专业而全面的了解。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吉大考古学院汇聚了一大批在国内外考古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与热爱考古事业的教师。进入吉大后，给戴向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林沄教授。1985年入学之初，林教授特意前往宿舍为学生做入学教育，林教授让初入校门的年轻学子们朦胧中感受到了考古的独特魅力。四年后的1989年，仍然是林沄先生给这届学生做离校前的毕业教育，他嘱咐大家：“第一，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会遇到种种经历和际遇，大家要随遇而安，适应环境。第二，无论做什么，都要尽心尽力。在考古事业上，不光要能吃苦、坚持下田野，还要坚持做研究，要不断提高学术研究能力，努力出成果。”这两句箴言让戴向明深深受益：“30多年来，我一直记得这两句话，对我的工作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大批满怀热忱、敬业认真的青年教师更是将“热爱考古”的种子埋在了戴向明心底。“他们不仅尽心竭力地为学生上好基础课，教我们田野考古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发自内心的热爱传递给我们。那时我感觉天底下最好的学问就是考古学，而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与耐心浇灌下，戴向明心中考古的种子成长得越来越茁壮。不仅奠定了他后来的研究方向，更为他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我认定这辈子就做考古这一件事儿，我相信这与我在吉大培养出的志趣是直接相关的。”
1989年，戴向明于吉大考古学系本科毕业后，1993年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2002-2005年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考古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发表各种论文和学术专著40余篇（部）。工作期间参与了山西垣曲商城遗址的发掘和垣曲盆地聚落考古调查，主持了山西运城盆地东部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项目，此后又主持了山西绛县周家庄史前遗址的发掘工作及其他一些科研项目的实施。
傅斯年先生曾说：考古人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学科的一大重要特征便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吉大考古学科自1972年成立以来，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等老一辈先贤的带领下，坚信“田野是考古学的生命源泉”。戴向明深有感触地回忆道：“张忠培先生狠抓田野训练，当时我们本科四年有两次田野考古实习，第一次是大三时的‘生产实习’，这名很有时代特点，但实际上是基础实习，着重培养学生掌握考古地层学，一个过程要挖两个探方；第二次是大四时的‘毕业实习’，着重培养学生掌握考古类型学，完成探方发掘后，进入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掘简报、发掘报告的编写。”对考古学来说，地层学和类型学是最基础的方法，考古本科生就要学习和掌握这两种方法。由于田野作风过硬、技术好，吉大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1987年秋天，在山西忻州游邀遗址“生产实习”与1989年在北京房山镇江营遗址的毕业实习经历都让戴向明难忘，也让他飞速成长。在上世纪80年代，支持考古工作的物质条件很有限，伙食费很低，饮食中常有高粱米、苞米面；住宿只能住在村里戏台两旁的侧室，十几个男生成一排睡在用木板打好的通铺上。带队的老师们为了让学生吃得好一些，经常要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偶尔还会亲自下厨为同学们改善伙食，考虑到班里有南方同学，还要时常做顿米饭吃，“那时候我们几个南方同学一听说中午吃米饭，下工时就会撒丫子往回冲。”然而，戴向明说：“我们已经比六七十年代考古的前辈的条件好多了。而且学生期间已经吃了苦，以后一定不会比这个更苦了。我们当时看到的考古学家都是很朴素、满身尘土而乐在其中的。”与同学一起“摸爬滚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逢休息日，三五好友相约去小馆子喝点酒，与老师一起踢球成了戴向明青年时期田野考古的青春记忆。
后来，这种既艰苦又有乐趣的田野考古成了戴向明的生活方式，“每年都要有很长时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生活，已经习惯了。”因为对戴向明而言，田野考古富有魅力之处，不但是“行走在田野中间，你永远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发现和惊奇在等待着你；通过一页页翻阅‘无字天书’，再通过考古特定的理论方法获取资料，重建古代生活，复原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考古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过的是一种立体的生活，能够对中国的乡村与大都市都有直接的观察比较，可以加深对现代社会的整体了解”。
今年是“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的第3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1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今年首次采用“线上会议+新媒体客户端”的形式举行。据不完全统计，网上与“十大考古”相关的互动话题总阅读量达到1.66亿。而此次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可以在两千多件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意义非凡。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打仗，都需要使用大量的青铜器，需要铜料。在之前的考古研究中，早期中原王朝铜料的来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通过西吴壁遗址的发掘，问题的答案有了源头。“西吴壁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早期冶铜手工业的技术与生产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戴向明说，在目前国内考古工作中，对于早期青铜器冶炼遗迹的发掘还不多，尤其是能够清晰呈现青铜器从原料开采到冶炼各环节的专业化生产链条的全过程，更是少见。
“其实，此次项目的成功入选并非偶然，而是长达40年之久的积累的结果。”戴向明谈起了此次遗址发掘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2年，国家博物馆考古工作者的目光和足迹集中在山西南部的垣曲盆地，发掘了垣曲商城遗址、垣曲古城东关新石器遗址，对晋南所反映的从史前到夏商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2003年戴向明留学回国期间，将研究重点从垣曲转移到了运城盆地，组织和参与了运城盆地东部的调查工作。到2006年，利用拉网式全覆盖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完成了调查。2007-2017年发掘了绛县周家庄遗址。2018年3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驻西吴壁村，发掘出大量夏商时期冶铜遗存，填补了青铜时代早期青铜器产业链的空白。
说起西吴壁遗址的发现，戴向明觉得十分“幸运”。在运城盆地东部的调查过程中，考古队在一些遗址发现了铜炼渣，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冶铜遗存最丰富的就是西吴壁。后来，戴向明和同事们多次来到西吴壁，不仅看铜炼渣，还注意观察各类早期遗物，确认这里的铜炼渣属于二里头、二里岗两个时期，也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夏和早商时期。
西吴壁的考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2018年到2019年都有重要收获。大量的冶铜遗物重见天日，一个前所未见的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发现了夏商时期冶铜炉残迹、木炭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矿石、铜炼渣、残炉壁，还有制作小件工具的陶、石范，敲砸矿石和大块炉渣的石砧、石锤等重要遗物，确认出数处冶铜作坊场景，丰富了冶铜生产链的各个环节。
对于公众来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揭晓，似乎就是一个奖项的完结，但对于考古人来说，西吴壁遗址的潜在价值和发掘远未终结。戴向明说：“在前期调查中，我们发现中条山地区乃至西吴壁遗址周边，还有很多的冶铜遗址，考古工作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会在西吴壁遗址和晋南地区继续深耕下去。”虽然艰苦的野外工作时常会让人疲累，但是惊喜的发现总会让人激动地欢呼，倾注心血的论文与著作的完成也会带来成就感。“考古亦如人生，生活百味都充斥其中。”
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望”文物。他忍受着寂寞、艰苦，把一堆残片还原成一个完整的器物，使冰冷的文物好像有了穿越时空的温度；他倍加珍惜每一件文物，充分挖掘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还原历史，让文物“活”起来；为中华民族寻根，让公众了解当地的历史，唤起大众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树立文化自信。“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为公众提供考古知识和各种价值的阐释，让人们了解历史，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愿望也是使命。”近几年，戴向明通过举办公共考古讲座、开展考古研究成果的普及宣传等手段，让考古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
谈起如何让自己一直坚持考古研究，戴向明坦言，“是源于热爱的坚持，是不断对学科保持浓厚的探索兴趣，是热爱中国文化遗产，拥有守护中国文化遗产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