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顾问。曾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3年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10年获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2016年获首届吉林大学终身成就奖，2018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专题片《立德树人·孙正聿》。三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六次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部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已出版《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现代教养》《崇高的位置》《哲学通论》《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下册）《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为历史服务的哲学》《人类文明的哲学表征》《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1978-2009）》《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与我们》《人的精神家园》《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等著作，并出版了九卷本《孙正聿哲学文集》。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14篇，《哲学研究》17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8篇。
我的七十年，刚好可以分为两半：前35年，从当学生、当“知青”、当工人再到上大学；后35年，从助教到教授再到“资深教授”，当了半辈子“学者”。说说我的七十年，主要说的是后35年，也就是我的学者生涯。
40岁时，我给自己写了这样几句话：“年过不惑亦有惑，爱智求真敢问真；是是非非雕虫技，堂堂正正方为人。”这35年的后半生，大体上就是在“有惑”“爱智”“问真”的读书、授课、写作中度过的。70岁时，我又给自己写了几句话：“古稀之年复何求，惯看冬夏与春秋。自许平生无愧事，何须老来弄潮头。野蛮体魄身尚健，文明精神志未酬。栏杆拍遍天际远，青山依旧水自流。”如果有学生问我：你的人生体悟是什么？我想借用黑格尔的话来回答：“人应当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如此而已。
01
1946年11月30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七，我出生在松花江畔的吉林市。
父亲是旧社会的职员，家里一直很穷，买不起课本之外的书籍。说不清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哥哥的课本，特别是语文、历史、地理一类的课本，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儿时的最大乐趣，就是读“小人书”。在那时的“小人书”店里，厚一些的2分钱看一本，其余的1分钱看一本。我的许多知识都是从“小人书”中看来的。上中学的时候，每周两元钱的伙食费，常常是母亲在周日向邻居借来的。在那么艰难的日子里，我居然订阅了两本杂志——《世界知识》和《文学评论》。工作以后，填写的各种个人材料中，常常有“爱好”或“特长”一栏。想来想去，唯一可以填写的，就只有“读书”这一项了。
大约是在上初二的时候，我读了李卜克内西和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读了梅林的《马克思传》和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报考了哲学专业，然而“文革”开始了。在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的几年中，在尚未关闭的图书馆里，我认真地阅读了《鲁迅全集》，并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翻阅这些著作的日子里，我的头脑中常常浮现出美国诗人朗费罗和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两句“格言”：“伟人的生平昭示我们，我们也能够生活得高尚”；“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科学”。在到农村当“知青”的日子里，在回城当工人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我也希望自己像马克思那样，“为全人类而工作”。
1977年，当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终于到来时，我又一次报考了哲学专业，从此开始了我的真正的哲学“专业”学习。1982年初，我本科毕业留校讲授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986年，我又有机会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并在1990年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即《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1992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形成，大约有五六年时间。自从开始哲学“专业”学习，我就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所从事的“专业”即“哲学”，它到底是什么？在后来出版的《哲学通论》中，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追问：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美感？哲学不是伦理，为什么它也引导人向善？哲学不是科学，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真理？难道“哲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吗？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中，我的思想逐渐地聚焦到“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
这个聚焦点的形成，是同当代中国的哲学改革直接相关的。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告诉人们：科学研究世界的“各个领域”，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提供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科学为哲学提供知识基础，哲学则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这种解释，我向自己提出的追问是：如果哲学与科学是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哲学”不就是一种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最大的普遍性的“科学”吗？“哲学”还有什么独立的特性和独特的价值呢？正是在这种苦苦的求索中，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使我感到豁然开朗，真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慨。恩格斯的这段“格言”是：“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二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受到这段“格言”的启发，我形成了关于“哲学”的一条思路：哲学之外的全部科学，都是把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运用理论思维去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本身的规律；哲学则是把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不是表明，哲学是对科学活动中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性“反思”吗？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的关系；哲学的反思，就是揭示、考察和论述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于是，我把“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确认为我对“哲学”的理解；以这个标题出版的著作，也就成了我的“前提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
“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的哲学思想的“研究范式”和“解释原则”，贯穿于我的整个哲学活动之中。在1998年出版的《哲学通论》一书中，我对自己的“前提批判”的思想作出了系统的阐述。这就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可以区分为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一个是“反思思想”的维度。科学是把思维和存在服从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去“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哲学则把科学所构成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作为批判对象，“反思”科学所构成的“思想”。哲学对科学的“反思”，是“反思”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各种“前提”，即：科学活动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科学活动所遵循的逻辑规律、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问题；科学活动所造成的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科学活动所“悬置”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是一种“反思思想”的“前提批判”活动。
在关于哲学的“反思思想”和“前提批判”的思考中，最重要的，是重新阐释了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科学活动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它并不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只有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才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正因如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这表明，在对“哲学”的理解中，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反思特性”是相互规定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决定哲学的反思特性；只有哲学的反思活动，才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我的全部哲学活动，就是在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展开的。
（1989年4月，孙正聿与导师高清海先生于吉林大学校园）
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并不是一种超然世外的抽象的精神活动，而是一种“面向事情本身”的现实的思想活动。哲学所“反思”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人生在世”的问题。哲学的“反思”，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去“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去寻求解释人与世界关系的各种“前提”：人如何构成同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人为何能把世界视为现象与本质的矛盾关系？人依据什么来“改变世界”？人根据什么来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这种关于“人生在世”的“前提批判”，使我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对哲学的“本体论”的“反思”，聚焦于对“真善美”的求索。这种反思和求索的产物，首先就是我的第二本书《现代教养》。
1995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约我写一本书，并明确地告诉我“写什么都行”。于是，我想到了对人生的“前提批判”，具体地说，就是对现代人的真善美的哲学反思。在我的夫人李璐玮的协助下，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现代教养》这本书。但是，这本书所包含的人生感悟，却远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以来，我个人始终萦绕于怀的，一是对“哲学”本身的追问，一是由这种追问所形成的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并有志于把这种感悟和理解以雅俗共赏的方式讲述给人们，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们。由于《现代教养》这本书是以散文的风格写作的，把我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展现在对真、善、美的哲学阐释之中，因而引起了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共鸣。几个月的时间，这本关于人的现代教养的哲学书就销售一空了。但是我深知，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哲学思辨的人来说，写好这样一本书，其实是勉为其难的。因此，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我老老实实地写下了自己的体会：
写好“现代教养”，大概需要三个东西：思想、知识和语言。
先说“思想”。这样的一本书，即使做不到“发人深省”，总要使人“受到启发”，这就需要“深沉”。而“深沉”是“玩”不出来的，这就需要长时期的“面向现实”“面向文本”“面向自我”的思想积累与升华。于是在写作中常常感到思想的贫乏。
再说“知识”。思想不够的时候还可以边想边写、边写边想；知识不够的时候，边写边“找”，边“找”边写，勉强凑上，也像是往新衣服上打补丁。于是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
再说“语言”。一本谈“教养”的书，语言总该生动一些，优美一些，使人增添一些语言方面的“教养”。但语言这东西却只能是水到渠成，有意为之，反而做作了。于是慨叹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既然是写“现代”教养，思想、知识和语言，当然都应该具有“现代性”。但是，按照我的理解，“现代”并不是历史的断裂。黑格尔曾经形象地把哲学的历史比喻为花朵否定花蕾、果实又否定花朵的自我“扬弃”的过程。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教养，也是如此。所以，我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既力求其具有真切的“现代性”，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感”。
在写作《现代教养》的过程中，我总是从对真善美的求索而联想到哲学的历史。人类所寻求的真善美，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崇高”。在人类的精神坐标上，崇高与渺小是对立的两极。黑格尔所说的引导人类“尊重自己”的哲学，冯友兰所说的“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的哲学，恩格斯所说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在其价值目标上，不都是对“崇高”的追求吗？那么，为什么哲学的历史又是黑格尔所说的“厮杀的战场”呢？为什么现代西方哲学要“终结哲学”呢？为什么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呢？诉诸哲学史，我所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哲学的历史，在其价值追求的意义上，就是寻求崇高的历史；哲学在寻求崇高的过程中，却使自己变成了被异化的崇高；因此，哲学的历史又是自我批判的历史，即不断地“消解”那种变成了“异化的崇高”的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当代使命，就是重新确认崇高的位置，也就是重新规划“哲学”。哲学与崇高之间的这种“四重化”关系，构成了我的以“崇高”为核心范畴的“前提批判”，并形成《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这本书。1997年，该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探索寻求崇高的哲学的过程中，我碰到了一个巨大的理论难题。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西方哲学要“拒斥形而上学”和“终结哲学”，也就是拒绝哲学对“崇高”的承诺和追求呢？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关于“语言”的“两种职能”的论证，向我敞开了“终结哲学”的“谜底”：语言具有两种职能，即陈述经验事实的“表述”职能和表现情感意愿的“表达”职能；“科学”是以“表述”方式陈述经验事实，“艺术”则是以“表达”方式表现情愿意愿；如果哲学履行语言的“表述”职能而又不能像“科学”那样陈述经验事实，那么哲学就是“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不给予任何知识”，因而必须“拒斥”哲学的“形而上学”，并因此封闭了哲学的“科学化”道路；如果哲学履行语言的“表达”职能而又不能像“艺术”那样震撼人的心灵，那么哲学就是某种“蹩脚的诗”而不具有任何真理的意义，因而同样必须“拒斥”哲学的“形而上学”，并因此封闭了哲学的“文学化”道路。正是对哲学的“表述”与“表达”的两种职能的双重否定，对哲学的“科学化”和“文学化”两条道路的双重封闭，引发了我对哲学的存在方式的新的理解。这就是：作为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哲学，作为求索真善美即追寻崇高的哲学，它既不是像“科学”那样“表述”经验事实及其规律，也不是像“艺术”那样“表达”人的情感和意愿，而是以“表征”的方式构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构成“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表征”，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哲学在自己的“表征”的存在方式中实现了对真善美即“崇高”的求索，实现了自己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这就是我在《崇高的位置》一书中所阐述的另一个基本思想：关于哲学的“表征”的存在方式的思想。
哲学寻求崇高的历史，在其现实性上，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表征”了人类历史的文化内涵。马克思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样，我就从三个角度把握到哲学的历史，即：哲学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就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的存在形态变革的历史，也是揭示历史的文化内涵即寻求和重构崇高的历史。由此我感到形成了关于“哲学”的基本理念，可以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对“哲学”的理解了。1994年底，吉林大学哲学学科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为了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学习哲学，我设计了一门新的课程，并从1995年起开始为本科生讲授，这门课程就是“哲学通论”。依据讲课录音，我的夫人李璐玮整理出了近80万字的讲课录音稿。经过近三年的反复修改，我撰写的《哲学通论》在1998年8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哲学通论》的立意很明确，就是阐述对“哲学”的理解。围绕这个主题，讲了七个问题：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哲学的修养与创造。作为一部“专著性的教材”，《哲学通论》出版之后，获得了很多荣誉：1999年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1年获得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又在同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后来又收入“中国文库”。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在2000年出版了我的《简明哲学通论》和《哲学导论》。《哲学导论》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比较出发，讨论了哲学与宗教、艺术、常识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并阐述了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2004年，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我又为“名家通识讲座”系列丛书撰写了《哲学修养十五讲》。按照出版社的要求，这本书保留了课堂讲授的口语化特点，分别讲述了我以为是哲学的最重要的十五个问题：哲学与爱智、熟知与真知、人与世界、生存与生活、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小我与大我、理想与现实、标准与选择、历史与文化、思维与存在、思想与反思、存在与本体、存在与表征、理念与境界。该书还以《哲学修养的十五堂课》为题在台湾出版。
《哲学通论》积淀和升华了我对哲学的追问，系统地表达了我对哲学的理解：
哲学，它不是抽象的名词、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
哲学，它既是人类的光辉灿烂而又迂回曲折的文明史的理论表征，它本身也是人类精神的庄严崇高而又艰苦卓绝的不尽追求的理论表现。古往今来的伟大哲人，无不具有巨大的、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执著的主体自我意识。对人类进步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深思，对人类未来的憧憬，这是哲学家的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对自己所从事的哲学事业的挚爱，对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自觉，对自己所进行的哲学探索的自信，这是哲学家的极为重要的心理品质；对流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进行前提的追问，对人类的哲学理念进行创造性的重构与再建，对自己所承诺的哲学理念进行前提的批判，则是哲学家的永无止境的求索。
2000年，我在清华大学作特聘教授期间，应吉林教育出版社之约，写了《超越意识》一书，论述了人何以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存在——超越性的存在，以及由人的超越性而构成的“人的世界”。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这本书以《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为解释原则，从新的角度表达了我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的理解。2004年以来，参加新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工作，经过多次研讨和反复修改，我完成了该书的“绪论”和“认识论”部分。在此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我以《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为题，分作“现代哲学革命”和“当代中国哲学改革”两部分，收入了我的相关论文。这本论文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中的一种于2004年出版。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对时代精神的哲学概括，一直是我最为关切的重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分别以《从两极到中介》（1988）、《从体系到问题》（1994）、《从层级到顺序》（2001）为题，概括了“现代哲学的革命”“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和“当代哲学的趋向”。这些概括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期间，还发表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等文章，表达了我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历程与趋向的理解。
2006年，在我60岁时，吉林人民出版社约我出版个人的《哲学文集》。文集的主要内容，就是上面说到的十几本书，因此最便捷的编排方式，当然莫过于按照每本书的出版时间来编排。然而，沉吟再三，我放弃了这种便捷的编排方式。
一套文集，首先要有“灵魂”，要有照亮整个文集的“普照光”。我觉得自己的基本思想，是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前提批判”理论；我的全部文字，大体上是以“前提批判”的思想去反思各种哲学问题。因此，在编排这套文集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体现自己的“前提批判”理论。书是写给读者的，易于读者理解，符合阅读逻辑，是我编排这套文集的另一个出发点。具体地说，就是把读者如何接受“前提批判”这一哲学理念作为文集编排的出发点。依据自己确定的这两个编辑原则，我对九卷本的《孙正聿哲学文集》做出这样的编排：
第一卷，我称之为《哲学的目光》。这个标题的立意是，在阅读的起点上，使读者体悟到哲学的特性，把握到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真正以“哲学的目光”去阅读整个文集。这一卷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哲学的使命”；中篇，“哲学的领域”；下篇，“哲学的问题”，与读者一起思考最为重要和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第二卷，《属人的世界》。这是由“哲学的目光”所照亮的世界，因而是第一卷的逻辑上的延伸。这一卷的主要内容是讲述了人的生活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人的文化世界、人的意义世界以及常识的、宗教的、艺术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世界。
第三卷，《探索真善美》，承接以“哲学的目光”反思“我们的世界”，把对“我们的世界”的哲学理解，升华为对“真善美”的求索。这一卷的主要内容是《现代教养》这本书，分别讨论了现代人的求真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
第四卷，《崇高的位置》。按照我的理解，崇高即是真善美，真善美即是崇高；哲学求索真善美，即是对崇高的寻求。这一卷的主要内容即是此卷标题的同名书，依据我对“哲学”与“崇高”的四重化关系的理解，论述了我对“哲学”和“崇高”的“前提批判”。
第五卷，《哲学观研究》。按照我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其根本任务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二是90年代以来的哲学观研究，其根本任务是在开放的视野中重新理解“哲学”；三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哲学问题研究，反思关乎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哲学观研究》这一卷，在探索有关“哲学观”问题的基础上，集中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哲学观。
第六卷和第七卷，《辩证法研究》上下册，分别收入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和《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集中地阐述了我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念，并分别论述了辩证法对形式逻辑、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以及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则进一步发挥了“前提批判”的思想，集中地阐述了我对辩证法的理解。把这两本书作为第六、七卷，主要是考虑读者在阅读前五卷的基础上，能够更为真切地理解这套文集的“灵魂”——“前提批判”的哲学理念。
第八卷和第九卷，把《哲学通论》分为上下册放在文集的最后。《哲学通论》既是对“哲学”的具体论证，又是“前提批判”的哲学理念的具体体现，因而也是对我的哲学思想的某种系统性总结。把它放在文集的最后，既符合我的思想历程，也适合读者的阅读逻辑。作为文集最后一卷的第九卷，还以“附录”的方式收入了十几篇文章，以及一些访谈文章和评论文章。
出版个人文集，对我来说，是一种欣慰，也是一种惶惑。欣慰自不待言，惶惑也是实实在在的。我问自己：在这200余万字的文字中，究竟有多少是值得读者一读的？有多少是自己的“真知灼见”，又有多少是自我的重复？自己有多少“文献积累”，有多少“思想积累”，自己是清楚的。讲课时，什么时候理直气壮，什么时候惴惴不安；写稿时，什么地方酣畅淋漓，什么地方捉襟见肘；这些，有谁比自己体会更深呢？
02
从1982年留校任教算起，这后半辈子的学者生涯，大体上是在读书、写作、讲课、谈话和开会中度过的。从60岁到70岁的这又一个10年，与前25年相比，主要是上述5项的生活内容，在排序上发生了变化。前25年，从占用时间的多少上看，依次是读书、写作、讲课、谈话和开会；这又一个10年，则依次是写作、开会、谈话、讲课和读书。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开会多了，读书少了。
开会多了，这意味着参与社会活动多了。作为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一个学校里的教师，在从“花甲之年”到“古稀之年”的十年中，我偏得了一些未曾想到的“头衔”，还偏得了一些恐难名符其实的“荣誉”。对我个人来说，这些偏得的“头衔”和“荣誉”，以及由此而参与的各项社会活动，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诱发了对生活的领悟，也激发了对哲学新的求索和理解。
从2003年起，我当了三届“社会科学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我所在的“小组”召集人说，政协的小组会既是“学校”又是“讲坛”，每位委员既是“教师”又是“学生”、既是“讲演者”又是“听众”。但是，在这个“小组”中，我特别愿意当一个“学生”和一名“听众”，听人家的专业性的思考，听人家的对现实的分析，听人家的对“国是”和“国事”的议论。当了十五年的全国政协委员，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懂得了多方面看事情、多角度想问题的道理。
从2004年到2013年，在近10年的时间里，我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参与了两本教材的编写工作：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高等院校的哲学专业；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作为党员干部读本。这两本教材，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其基本要求是“三满意”：一是领导满意，二是学者满意，三是学生满意。达到诸满意，这其中的甘苦，未参与其中是很难体会的。
2005年底，教育部高教司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由我担任新一届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通知我接收一份传真。收到传真一看，真的是由我来担任这个工作。上两届的主任委员分别是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陶德麟教授和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叶朗教授，我从未担任过高校的领导，又不在北京工作，由我来主持这项工作，这实在是出乎意料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花费了不少心思。首先是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名字叫做《中国哲学教育通讯》，确认的办刊宗旨是“推进哲学教育改革，构建教学交流平台”，设计的几个专栏是“教学成果交流”“教学名师风采”“精品课程推介”“课程体系介绍”“教学改革论坛”和“学界动态报道”。在各位副主任和委员的支持下，这个内部刊物每年出版两期，在哲学学科的教学交流中发挥了作用。
在此期间，教育部社科司约我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编写工作，并主编其中的“哲学”部分。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其“二级学科”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这就促使我广泛地了解、梳理和分析这些学科的研究状况，以撰写每个年度的“发展报告”。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按照社科司的要求，我又组织几位博士研究生共同撰写了1978—2008年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哲学卷，并作为一部独立著作出版。这促使我更为具体地梳理和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引发我比较深入地思考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论文，并在2019年初出版了与两位教师合著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
2013年底，中宣部理论局打来电话，让我到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主要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认识论、价值论，主要目的则是提高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从这个目的和内容出发，我在2014年初撰写了提纲和初稿，经过三次“试讲”，2015年1月2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讲解了这一课。“讲解”之后，一些报刊约稿，一些部门约讲，从不同角度撰写了几篇稿子，针对不同听众做了多次讲座，还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党员干部读本》。
（2015年1月23日，孙正聿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从2005年到2014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几次国外的学术活动。2005年，学校组织几位“文科”院长和“基地”主任到欧洲访问，先后到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在此之前，欧洲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主要是我从“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所了解的文明，身临其境地走进罗马竞技场、巴黎卢浮宫、科隆大教堂，目睹比萨斜塔、卢森堡大桥，参观歌德、莫扎特故居，文明的庄严感和历史的沧桑感，更使我受到深深的震撼。2007年，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中日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粗浅地了解了日本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走马观花”地看到了东京、大阪的日本现代文明和京都的日本古代文明。2011年首次由我组团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参观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等著名高校，还目睹了美国式的现代文明。2013年到雅典参加世界哲学大会，或多或少地领略了古希腊文明，也引发了对文明变迁的思考。2014年，参加在韩国晋州召开的中韩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又有机会了解韩国学者的焦虑和思考，看到了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的现状。由于几次出访的时间都比较短暂，虽然增添了一些阅历，弥补了一些缺憾，引发了一些思考，但没有深入的交流，也没有深切的体验，更无法写出切实的感受。文明的“世界地图”，对我来说还主要是阅读中的理性思考；感性的“国际视野”，对我来说还是模糊的、肤浅的。
上面说的，主要是这又一个十年的社会活动。除了被这些活动挤占的时间之外，坚持每天读书、思考、写作，这构成了我的“又一个十年的哲学研究”。在这期间，虽然思考和探讨了许多问题，但有四个较为集中的“论域”，并形成了“系列”的成果：一是辩证法研究，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三是《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四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几个明确的“论域”进行哲学研究，是这10年的重要收获。
先说辩证法研究。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研究“辩证法的批判本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又给学生讲了近10年的列宁《哲学笔记》的辩证法思想，还在21世纪初期出版了《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对辩证法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我持续地探讨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是抓住他们对辩证法的“独特贡献”予以专门的论述，由此形成了关于黑格尔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批判本质”的辩证法、恩格斯的“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的系列论文，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
从“思想的内涵逻辑”到“历史的内涵逻辑”，这是我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批判继承”关系的总体性理解。在《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一文中，分别探讨了黑格尔对“抽象理性”的批判和马克思对“抽象存在”的批判。从17世纪的“理性的时代”到18世纪的“启蒙的时代”，再到19世纪的“思想体系的时代”，“思想的客观性”问题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到黑格尔就构成了以“思想的内涵逻辑”为内容的概念辩证法。作为“思想的内涵逻辑”，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构成了一种双重的“何以可能”的逻辑：一是“认识何以可能”的逻辑，一是“自由何以可能”的逻辑。这个双重逻辑，实现在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的运动过程之中，即：个体理性对普遍理性的认同过程，既是由抽象的同一性到具体的同一性的认识过程，又是由抽象的普遍性到具体的普遍性的自由过程。这是黑格尔所实现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抽象理性”的批判，但把这种批判“转向”为对“抽象存在”（资本）的批判，构成了以《资本论》为主要标志的“历史的内涵逻辑”。“历史的内涵逻辑”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
恩格斯一再强调辩证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并明确地把反思“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因此我有针对性地以《恩格斯的“理论思维”的辩证法》为题，集中地阐发了我对恩格斯的辩证法的理解。我在讲授列宁《哲学笔记》的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是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论断。列宁说，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理解这个“实质”的“症结”，则在于能否理解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因此，我又以《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为题，阐发了我对“三者一致”的理解，并具体地分析了由于不理解“三者一致”而导致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一是由于不是从“三者一致”理解辩证法，因而把辩证法当作“实例的总和”和“抽象的方法”，并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还原”为朴素的辩证法和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原”为直观反映论；二是由于不是从“三者一致”理解辩证法，因而离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原则”去解读辩证法的“发展原则”，从而把辩证法的“发展学说”庸俗化，以“自在”的辩证法取代“自觉”的辩证法；三是由于不是从“三者一致”理解辩证法，把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视为三个不同领域或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因而无法理解《资本论》的“大写的逻辑”；四是由于不是从“三者一致”理解辩证法，因而达不到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以至于把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归结为只是西方近代哲学形态的“认识论的辩证法”。正因如此，深切地理解并深入地阐发”列宁的“三者一致”的哲学思想，是真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前提。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引申和发挥了列宁的“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重要思想，二者既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也是实践论的辩证法，因此我又以《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为题，阐发了我对学界目前十分关切的“实践智慧”的理解。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我在2019年3月出版了《辩证法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对我的辩证法研究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再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2007年至2009年，我在《哲学研究》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第一篇的题目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明确提出这样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一场“世界观”革命，而不只是把“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历史理论，从而实现了一场“历史观”革命，因此，马克思的“新历史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而诞生的。此文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哲学研究》先后发表了两篇“商榷”文章。作为回应，我写了第二篇文章，题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集中地阐发了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具体地论证了以唯物主义的“历史”的解释原则所构成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内涵逻辑”。文章的总体性结论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的内涵逻辑”，既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也是历史的辩证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三篇论文，题目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回答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回答如何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这是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哲学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分析恩格斯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和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集中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理论内涵”：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其二，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的世界观；其三，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内容的世界观；其四，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以人类解放为其价值诉求的世界观；其五，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以“改变世界”为其理论指向的世界观。在“世界观”的意义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历史唯物主义。
再说《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说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说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最为重要的根据，就是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关系。为此，我撰写并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另一篇是《〈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我看来，破解“存在”的秘密，是一切哲学思想的聚焦点；如何破解“存在”的秘密，则构成各种哲学思想的分水岭。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在于他不是追究某种超历史的或非历史的“存在”，而是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正是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以“解放何以可能”为理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我对《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的总体性理解，也是我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理解。
在《“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一文中，我从分析“经济范畴与现实的存在”入手，具体地探讨了“商品的二重性与人的存在的二重性”、“货币的等价性与人对物的依赖性”“资本的逻辑与现实的历史”以及“解放的旨趣与解放的道路”。在我看来，由经济范畴构成的《资本论》，是通过“对现实的描述”，在人类思想史上史无前例地揭示了“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现实的历史”即“存在”的秘密。我在这篇文章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商品的二重性体现的是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货币的等价性构成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资本的逻辑是把每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解放的道路是把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表明，《资本论》不只是关于资本的“资本论”，而且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在当代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我们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资本论》是‘运用’还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篇文章主要是从四个方面作出了论证和回答：一是《资本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把哲学对“世界何以可能”的追问变革为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并把这种寻求诉诸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的统一，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二是《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从“物和物的关系”中揭示“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从“资本”的逻辑中揭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逻辑，《资本论》是通过揭示“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而实现对全部“人类生活形式”即“历史过程”的揭示，也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三是《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它的主旨并不是形成以“资本”为内容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为研究“现实的历史”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四是《资本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不只是“反映”和“表达”了人“对物的依赖性”的时代状况，而且是“塑造”和“引导”了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新的时代精神。因此，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互释”中，既重新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又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最后说说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我从1978年初开始哲学专业学习，从1982年初开始哲学专业研究，我的哲学专业的学习与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哲学的进程展开的，亲历了这个进程中的各种哲学论争，感受了这个进程中的各种哲学思潮的启迪与震撼，也引发了梳理和探索这个进程的历史与逻辑的兴趣与愿望，因而促成了自己对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反思现代哲学及其所引发的观念变革，我曾先后以《从两极到中介》《从体系到问题》《从层级到顺序》为题，概括了现代哲学革命、当代中国哲学主流和当代哲学发展趋向的基本特征，并以《哲学的形而上学历险》为题，从宏观上阐发了我对迄今为止的哲学史的理解。梳理和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我又先后撰写并发表了《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对哲学教科书的检讨与反思》《三组基本范畴与三种研究范式》《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以及《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阐发了我对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线索、主要内容、重大问题、基本观念和演进趋向的理解。
（2012年7月，孙正聿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学术研会）
201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一文，通过对哲学观、世界观、本体观以及反思和表征等哲学基本观念的反省和解析，具体地探讨了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变革的思想内涵，并提出了如下一些基本观点：（1）哲学观：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2）世界观：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3）本体：规范和评价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4）反思：批判和重构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5）表征：塑造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在我看来，以理论形态“表征”当代人类的存在方式及其自我意识，这是当代哲学的实质内容和历史使命，也是当代中国哲学正在实现的哲学观念变革。
2007年出版自己的九卷本的《哲学文集》之后，又先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人类文明的哲学表征》《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和《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等著作，其中，《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集中地阐述了我对哲学的理解，并展开了我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201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是我第一次邀请学界朋友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这本“专题研究”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等十章，为总结和概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思考和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趋势与走向，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专题研究”成果。
201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下册），是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是由我组织课题组成员共同撰写的。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各学科体系的组合，并不是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三个学科体系存在的，而是由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所指向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构成的“一整块钢铁”，因此需要以“跨学科”的视野和气魄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并为之奠定新的学术基础。依据这种思路，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辩证法”“科学观”“自然观”“历史观”“发展观”“资本主义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形成了这份120万字的“最终成果”。在这书的后记中，我十分感慨地提出：“从时代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出发，深入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是我们的共同的事业和责任，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之呕心沥血的使命。期望我们的这项成果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共同推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学科建设。”
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比较系统地阐发了我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我谈了这样的想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经典作家都对辩证法予以特别的关切，并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富贵的辩证法的理论遗产。他们的理论成果，既有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又有各自独特的理论贡献。在这种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中探索他们各自独特的理论贡献，不仅能够更为具体地展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丰富性，而且能够为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更为开阔和更为开放的理论视野。”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分别探讨和论述了马克思的“批判本质”的辩证法、恩格斯的“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和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并具体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学说、批判本性、实践基础及其当代课题。这本书有一个明确的“靶子”，就是人们对“辩证法”的种种误解。在我看来，虽然对辩证法的“误解”表现在许多方面，但其实质是把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割裂开了，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割裂开了，把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割裂开了，因而把辩证法变成了没有思想内容、没有概念内涵、没有实证知识的作为“工具”的“方法”。因此，我在这本书中强调的是：辩证法是具体的普遍性，而不是抽象的普遍性；是思想的内涵逻辑，而不是思想的外延逻辑；是把握现实的理论思维，而不是基于常识的经验思维；是把复杂的问题复杂化的实践智慧，而不是把复杂的问题公式化的“语录词汇”。深刻地理解黑格尔的“思想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是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真切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是切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2011年以来，我还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人生哲学读本》《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人的精神家园》《马克思与我们》《有教养的中国人》《孙正聿哲学讲演录》等普及读物，其中，《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人生哲学读本》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马克思与我们》入围2018年“中国好书”。这其中的《人的精神家园》一书，系统地讲述了精神家园的根基、精神家园的内涵、精神家园的培育、精神家园的真理、精神家园的陶冶、精神家园的升华、精神家园的支撑、精神家园的张力和精神家园的源泉。
2011年，应邀出版了个人的《讲演录》。总结自己的学者生涯，我觉得“大学文科教师，除了自己读书和思考，大概主要有两件事：一是讲，二是写”。“讲”又分为“讲课”和“讲座”。“讲座”总是有某种比较明显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让听众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和思考某个问题。“问题”是讲座的出发点，“探讨问题”是讲座的主要内容，与听众一起深化对“问题”的理解则是讲座的目的和意义。作为人文学者，我关切的主要问题是“学问”与“人生”，所以这本《讲演录》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学问与人生”的感悟。在《做学问》一文中，我谈了对“名称与概念”“观察与理论”“苦读与笨想”“有理与讲理”“学问与境界”这五对范畴的理解与感悟，比较真切地讲述了自己“做学问”的体会，希望听众或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2016年，我完成了一本“自我阐释”的书。由于是在“古稀之年”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书的名字颇费斟酌。思来想去，定名为《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近10年来，我以自己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念，展开了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并构成了五个方面的研究视域：一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即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前提批判；二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即对形式逻辑、内涵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前提批判；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即对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等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四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即对存在、世界、真理、价值、历史等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五是对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即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这五个方面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所理解的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在我看来，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既体现了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社会功能，又展现了哲学发展的自我批判的活力和永不枯竭的理论空间。
我在这本书中所展开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有五个被赋予新的内涵的范畴具有支撑点的意义，这就是“世界观”“本体”“反思”“表征”和“批判”。它们的相互规定所构成的概念框架，形成了这本书的总体性的解释原则和叙述逻辑。具体言之：“世界观”并不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思想，而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本体”并不是构成世界的“本原”，而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因而是世界观理论的灵魂；“反思”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反复思考，而是揭示作为本体的思想和行为的诸种前提，因而是辨析思想或思想辨析的哲学的思维方式；“表征”既不是“表述”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情感意愿，而是呈现时代精神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因而是体现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三者一致的哲学的存在方式；“批判”既不是徒然的否定，也不是玄思的内省，而是以概念批判和术语革命所实现的对人类文明史的反省，因而是构成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的工作方式。在哲学的批判活动中展开对本体的反思和表征，就构成了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世界观。被赋予新的内涵的“世界观”“本体”“反思”“表征”和“批判”所支撑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所理解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
思想的前提批判，这是行进中的哲学活动，而不是某种完成了的哲学理论。因此，我在这本书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论证哲学活动何以是思想的前提批判；二是阐发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理论空间；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进行选择性的或案例性的前提批判。有说服力和有启发性地展现一种哲学的可能的活动方式或一种可能的哲学方向，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也是我对这部具有自我总结意义的著作最大的期待。
03
年过七十，我觉得自己活得很“幸运”，也很“欣慰”。幸运，是因为“得其所哉”；欣慰，是因为“问心无愧”。得其所哉和问心无愧，让自己感到这七十多年很有“意思”，也挺有“意义”。人的一辈子，能够从事自己喜爱并且适合自己的“专业”和“事业”，这就是“得其所哉”吧。
我喜爱读书，还特别喜爱书籍中那些简洁、明快、深刻、睿智的“格言”。它们所蕴含的“哲理”，让我为之动容，为之感奋，乃至受益终生。
人生在世，悠悠万事，何事为大？“人应当尊重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是西方哲人黑格尔的“格言”。我曾把它写在《现代教养》一书的扉页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尊重自己”，就是自己把自己当成“人”，以“人”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人之为“人”的标准，则是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最高尚的东西”，也就是自己生活的时代所达到的“真善美”。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只有“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哲学，它所要给予人的，正是引导人们“尊重自己”，“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中、外哲人真是“不谋而合”。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说，哲学就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哲学之“用”就在于“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于是冯先生提出他的“境界”之说和“觉解”之说。人本来是源于自然、遵循必然的存在，然而，源于自然的人类却创造了超自然的特性——改变自然而发展自身的特性，遵循必然的人类却创造了自由的特性——掌握必然而融入自然的特性。因此，人生就有了不同的“境界”：凭借自然本性而生存的“自然境界”；超越自然而专注个人的“功利境界”；超越自我而关怀他人的“道德境界”；超越自然而又融入自然的“天地境界”。每个人对人生的“觉解”不同，因而其人生“境界”各有不同。哲学，就是“觉解”人生而升华其“境界”之学。这样的学问，当然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尊重自己”以“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的学问。
然而，超越自然的人类，并不是超然“世”外的存在。人是“在世”之在，是人给自己构成的“世界”——社会——的存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格言”。人的“社会存在”，就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因此恩格斯断言，他和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这是与“人”最亲近的哲学，与“我们”最亲近的哲学。
我的“专业”是哲学，我的“事业”则是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与我们》一书中，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反思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有一种强烈的感动——被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理想所感动。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但他是自觉地“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人，他是自觉地为“一切人的全面发展”而献身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大写的人”，才能为“大写的”人类贡献出“解放的哲学”。
反思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有一种强烈的震动——被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性”所震动。马克思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他以人类解放为目标和尺度而展开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是他对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生存状态的反思与批判，构成了真正具有“当代性”的“解放的哲学”。
反思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有一种强烈的激动——让马克思的哲学成为每个人的人生信念的激动。人生需要选择，选择需要标准。美国学者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一个人在对他能够委身的价值进行探索时，要遇到许多竞相争取他信从的理想，他若要使这种探索得到满足，就必须对各种理想有所了解。一个人除非对供他选择的种种生活方向有所了解，否则，他不可能理智地委身于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日新月异的，而人生和生活的真正的意义则在于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为“大写的”人类贡献的“解放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是以这种感动、震动和激动，近年来我又撰写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人类文明的哲学表征》《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等著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我能够写出这些文字，并有机会把这些文字发表或出版，首先应当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是在高中毕业12年之后才有机会到大学学习，人们经常惋惜地说被“耽误”了12年。但是，每当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总是开玩笑地说，把“耽误”打上引号。我为什么这样说呢？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我们入学后，适逢解放思想，既能够阅读各种书籍，又可以独立思考，而此前的12年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又为这种阅读和思考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用“生活积累”活化了自己的“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因而能够较快地在学术上成长起来。在我们入大学之前，在极左思潮的环境中，想在人文社会科学有所造诣是十分不易的。这正如我所崇敬的鲁迅先生所说：“如履薄冰，发抖尚且来不及，还谈何创造？”我和我的同辈所取得的成果，其实是时代给予的。
我的导师高清海先生在庆祝他执教五十周年的盛会上，曾经非常感慨地说，他的一生有两大幸事：一是遇到了好的老师，二是遇到了好的学生。对此，我深有同感。我像自己的导师一样，也遇到了好的老师，这首先就是高清海先生。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还是在大三的时候，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我的哲学习作《试论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概念》送给先生。令我吃惊的是，先生竟在这篇学生的习作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语。先生认同之处，画上了重重的浪线，写下了诸如“有思想”“有见地”的字样；先生不以为然之处，画上了重重的横线，写下了诸如“想一想”，“是否如此”等字样。先生的鼓励增强了我的学术自信，1986年考取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先生的指导下，在学术上逐渐成熟起来。
2009年，吉林大学聘任我为“资深教授”。在聘任仪式上，我说了自己的“感言”，也是讲了自己的“感悟”。我在那个“感言”或“感悟”中说，一个人选择一种职业，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我把“学者”的生活方式概括为四句话：一是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生探索；二是平常心而异常思，美其道而慎其行；三是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四是人格上相互尊重，学问上相互欣赏。
“得其所哉”，首先是“乐于”斯且“志于”斯。乐不在此，志不在此，就与“得其所哉”背道而驰了，就不是人生的“幸运”，而是人生的“不幸”了。一个“学者”，总是觉得有读不完的书，有想不完的道理，有写不完的思想，就会“乐此不疲”。2000年5月，我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既很激动，也很惭愧。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己在喜欢做的事情中获得乐趣，而不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更不是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中感到痛苦，这种“劳动者”大概不必称为“模范”，而应当称之为“幸福”的或“幸运”的劳动者。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劳动者。
学者的“得其所哉”，既要有“平常心”，又要有“异常思”，既要“美其道”，又要“慎其行”。没有“平常心”，总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就静不下心、沉不住气，就既不能“苦读”，也不能“笨想”，就丢掉了形成思想的从容和大气。有了“平常心”，读出人家的好处，发现人家的问题，才会悟出自家的思想。这个“自家的思想”，就是具有启迪和震撼力量的“异常之思”。阐发和论证“自家的思想”，就是“美其道”；体会“悟道”之不易，就会“慎其行”。
学者的“得其所哉”，是认同学者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学者之外的生活，大体上是有节奏的生活：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间是属于“公家”的，什么时间是属于“个人”的；该干活就干活，该娱乐就娱乐，不能“没白天没黑夜”就想一件事、就干一件事。然而，学者的生活不是这样。学者没有“节日”和“假日”，又随时可以给自己“放假”。拿起一本好书，想到一个问题，撰写一篇文章，大概是不会问自己今天是不是“节日”或“假日”。读书、写作之余，听听歌，散散步，下下棋，游游泳，聊聊天，就是给自己“放假”了。
学者的“得其所哉”，是在学界“如鱼得水”，在学者的交往中成就自己。这就需要学者“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在学问上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对于学者之间的“交往”，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相互尊重基于相互欣赏，相互欣赏源于相互尊重。“闻道有先后，术业在专攻”。“人家”有人家的特长，“自家”有自家的特色，“人家”有人家的见地，“自家”有自家的思想。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才能“交换”思想和“收获”友情。如果对“人家”不是“棒杀”（常常看到的所谓商榷），就是“捧杀”（常常看到的所谓推介），或是“抹杀”（更是常常看到的“集体沉默”），学者就很难“长进”，学术就很难“繁荣”。
在“资深教授”的聘任仪式上，我还说了一句话：别人不拿你当回事的时候，你千万拿自己当回事；别人拿你当回事的时候，你千万别拿自己当回事。后来，在一些场合，我还发挥式地解释了这两句话：别人不拿你当回事，你也不拿自己当回事，你就永远不会“成事”；别人拿你当回事，你也拿自己当回事，你可能就会“出事”。对于学者来说，没有谁能一下子就有思想、有创见，也没有谁能一下子就“成名”、就“著名”。学者的“成名”和“著名”，大体上是“水到渠成”的，是把自己“当回事”而“钻研”出来的，而不是“不把自己当回事”而“钻营”出来的。有了“名气”之后，真的把自己当回事，不光是学问做不大，还可能在“忘乎所以”中出点让自己“悔恨终生”的“事”。
从青年时起，我就喜爱鲁迅。爱看他的小说，爱读他的诗歌，更爱引用他的杂文。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有限”。就这么几个字，道出了人生成败的真谛，特别是“当官”“经商”和“做学问”的成败的真谛。投机钻营，“捣鬼有术”，或可“爬得高一些”“赚得多一些”“吹得响一些”，但终究是爬不高或摔得重、赚不多或赔得惨、吹不响或得骂名，总之是“有效”但“有限”。认认真真地做事情，老老实实地做学问，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人，问心无愧地尊重自己，就会活得大气、从容，也会有所成就。“真诚”，是学者的学术态度；“真实”，是学者的学术根基；“真切”，是学者的学术建树；“真理”，是学者的学术追求。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生探索，这是我的自醒，也是我的自勉。
我在自己的《哲学文集》的“后记”中曾说：“科学家为人们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家为人们激发生命的活力，政治家为人们开辟生活的方式，思想家应当为人们提供真实的思想。真诚的研究，真切的求索，真实的思想，应当是每一个以‘思想’为生的‘思想者’的存在方式。”我的七十年，主要是后30余年，“专业”和“事业”就是“哲学”。所以，我对人生的感悟与对哲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人总是向往“诗意的存在”。在我看来，诗是心灵的远方，远方是诗的心灵。哲学所“表征”的，是人的超越的、理想的、形上的存在，是人的无尽的向往、憧憬和追求。哲学不仅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而且在其现实性上是自己时代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的存在方式则是对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前提批判。在无尽的追求中展现哲学和人生的形上本性，这大概就是哲学的人生。
（消息来源/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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